万里长江，奔流不息。

180余万平方公里流域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长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长江下游从江西九江至上海吴淞口，造就了江南文脉，成为涵养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2022年12月31日起，南京博物院跨年大展“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展”在特展馆开展。该展联合长江下游9家单位，以250组（件）展品集中展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以及当下城市文明的斑斓光影。

(资料图片)

江水天上来，万流归一宗

长江下游阳光雨水充沛，气候温润潮湿，物产资源丰富。早在距今20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

距今1万年左右，江西上饶仙人洞、浙江上山遗址等地出现人类活动的迹象。展出的由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的一粒溧水神仙洞陶片是人类创造性使用火与泥的实证，这也是迄今为止江苏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陶制品。

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形成了诸多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史前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贝丘文化、浦阳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大放异彩，太湖东部的马家浜文化、西部的骆驼墩文化和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三足并立。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方式大有不同，在考古学家眼中，一件炊具就能成为判断两地史前文化的重要依据。以环太湖地区为例，南京博物院藏、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出土的圜底釜与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江苏溧阳东滩头遗址出土的平底釜分列同一展柜的两侧，东圜西平，马家浜文化与骆驼墩文化因此划出泾渭分明的分界线。

到了距今6000—5300年的时候，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环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巢湖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在频繁交流中各自茁壮发展，日渐精进的玉器制作工艺为绚烂的良渚文化奠基，同步完成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变。

江苏兴化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并大规模发掘的良渚文化聚落，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展出的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的从蒋庄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能清楚窥见良渚先民丰富的精神世界。被狩猎的野猪、奔跑的小鹿被定格在陶罐上，厚重的刻符玉璧上刻画着“凸”字形祭台符号，上宽下窄、外方内圆的玉琮透露着神秘气息。

良渚古城遗址被称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作为早期国家文明的标志性遗存，也揭开了吴越文化繁荣的序章。此后，太伯奔吴，江南这片荆蛮之地开始融入发达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乱战促成了吴越人极为发达的青铜冶铸与陶瓷制作工艺，青铜兵器尤为精良。苏州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立在展柜中，千年的时光没有磨钝刀锋，表面覆着的蓝色薄锈穿越空间闪着冷光。

剑旁摆放的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则是吴越文化时期最为典型的物质载体，被制作各式食器、酒器、乐器。湿热的草丛间，蛇吐着信子，待时而动，古越人将蛇看作图腾。在鸿山遗址邱承墩特大型战国贵族墓里，蛇爬上了原始青瓷的悬鼓座，又口尾相接，盘成象征着王权或神权的玲珑球形器。

吴越文化、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至秦汉时期，共同汇集于大一统帝国之中。汉武帝时期，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指出：“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

这一时期，东南亚、中亚的奇珍异兽跋山涉水，顺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汉代工匠倾心制作工艺品的对象。出土于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中的犀牛、大象，通体鎏金的设计尽显大汉气象。

万水千帆过，“江南”耀千年

六朝，衣冠南渡，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涌向长江下游地区，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江南”开始崭露头角。

南京卫岗出土的灰陶仓双鸱上翘，设瓦楞，前墙上方开五个方形窗，有仓廪丰实、富贵吉祥之意。中华门外出土的陶鸡、陶猪彰显着江南地区的渔耕兴盛。中唐以后，稻作农具迅速发展，出现了以曲辕犁为代表的适应水田精耕细作要求的新式农具。进入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储备已能满足全国需求，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

当时人们的生活一如《露香园绣渔家乐图》所画的那样：水面上渔夫捕鱼，岸边渔妇烹饪、小儿嬉戏，岸上渔夫席地而坐小酌，一片恬静安逸。

长江为江南地区带来的不仅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洪的土壤，还有湖泊港汊密布的水乡网络。

缓缓展开《运河图册》，南起长江古渡口瓜洲，中经邵伯、高邮、宝应、白马、洪泽诸湖，沿着运河，一路向北直至京师。巍峨古城建康、繁华都城临安、雄踞运河口岸的扬州、鱼米之乡苏州等江南城市正是通过运河这样便利的水陆与全国乃至世界相联接，南来北往的航船不断将江南文化向外辐射。江苏扬州邗江出土的打马球图铜镜就生动记录了波斯与我国的密切交流。镜背纹饰中四名骑士手执鞠杖，跃马奔驰，作击球状，源于波斯的这一记马球，从汉代开始飞入国内，在唐代时期在贵族、民间皆盛行。

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长江下游的物质文化不断丰富增长。除了渔耕农作，江南地区更在饮食、服饰、内外陈设等诸多方面领跑千年辉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长江贡献”。

一方水土养江南，水美物丰出美食。江南地区较早形成了“饭稻羹鱼” 式的饮食习惯。淡雅精细，食不厌精，是江南饮食的特色之一。被奉为中华饮食文化圭臬的《随园食单》将326种菜肴娓娓道来，不少美食仍然是今日江浙百姓饭桌上的常客。品读《随园食单》，在满足饱腹之欲外，还能嚼出些寓乐于吃、寓文于食的乐趣与诗意。

吴丝衣天下，宋代时纺织业重心南移至江浙等地，元代时黃道婆将全新的纺织技术带回江南，明清时期的纺织品以江南三大织造中心（江宁、苏州、杭州）生产的贡品为最高工艺。一丝一缕灿若云霞，寸锦寸金尽显华贵。中国三大名锦之一——南京云锦浓缩了中国丝织技艺的精华，绛色暗花缎上团龙纹样，尽显高贵尊荣。

工致偕雅趣，江南文人的精致直接影响着民居内外的陈设传统。“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纤巧雅致的美学构建体现出江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情境与精神。

何处是江南，人文渊薮地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下游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中心。

宋代以降，江南地区成为中国出版文化的中心，王国维赞之曰：“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杭州、南京、苏州先后成为印刷业的中心，雕版、活宇、套印逐步引领印刷业的发展。清道光年间徽州泾县翟金生以“三十年心力，造泥活字板，数成十万”，印出来的字“坚贞如骨”。

典籍的富足促进了人才的育成，江南地区进士及第的数量长期居全国之冠。从二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到南唐画院这一官方机构的设立，直至元四家、明四家、清扬州八怪等，名臣宿儒、文人骚客层出不穷，著作诗赋，斐然成章，引领着各种文化风潮。

陶舞俑头梳高髻，着长袖舞衣，左手扬袖为舞；三弦、木琵琶、黑漆七弦琴静待乐人撩拨......崇勇尚智、婉秀典雅的江南文化滋润出百花齐放的戏曲音乐，昆曲、越剧、苏剧、沪剧、扬剧、凤阳花鼓等艺术形式竞相绽放。

同时，戏曲艺术也潜移默化地融入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梨园猜色玉生香，指甲盖大小的灯盏、曲笛、书籍工艺考究，昆曲暗戏就是当时文人以昆曲相娱的道具之一，凭赏雕刻把件，互猜戏名曲牌。

常州博物馆镇馆之宝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在木胎上做十二瓣莲花，盖面为戗金仕女消夏图，清新优雅，时令气息浓厚；江苏金坛洮西公社元代窖藏出土的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瓷罐青花发色明艳，花纹刻绘精细，为元青花中的精品；晶莹透亮的玉叶衬托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蝉，为贵族女子的头饰，取名“金蝉玉叶”寓意“金枝玉叶”.....长江下游地区的陶器、漆器、玉器等工艺技术历史悠久。宜兴紫砂、苏州玉雕、嘉定竹刻等因工艺精淇而闻名遐迩，匠心与文心交融，使江南的工艺艺术别具一格。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代又一代人在长江边轮番登上舞台，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它们融会贯通，让江南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江南文化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记者 徐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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